在我看来，书分成四种，一是热读类，因作者的名气或者成功的营销让人一读为快的；二是必读类，因研究和评论需要而认真研读的；三是随读类，因为有趣、有用而经常阅读，随便放在哪里，拿起来就读，随手翻开任何一页也可以读，放在茶几上床边车上都行；四是不读类，朋友送的书太多且不对自己的阅读胃口，带回来放上书架就基本冷藏了，或者买书的时候一时冲动，书到手后就不想再读了，这类书占比忒大，超过了藏书的三分之一。

　　李富根的散文《历史的余音》属第三类，不那么吸引人，但一旦拿起来读也觉得好玩，因为在这个集子里，历史失之毫厘的只言片语会被作者从故纸堆里翻出来考究一番，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做个无需必选其一的对比，切口非常小，读来却颇有见地与趣味，如在《吕蒙的亮丽人生》中，拎出了三国中的两个人物：吕蒙与关公，三国中留在民间的人物形象大多是《三国演义》里来的，里面的“好人坏人”又是罗贯中眼中的好人与坏人，他喜欢刘蜀，不喜欢孙吴，厌恶曹魏，于是吴魏旗下就没什么好人了，而刘蜀旗下有没什么坏人了，而民间的想象和需要又继续按照罗氏演义的尺寸放大，所以关吕二人一个成了忠勇善的象征，是护财发财的必求神祗，另一个就命途多舛了，在越来越膨胀的传说中走向了反面，是奸猾的小人，就是这个小人居然把能征善战的美髯公跳下马来，这怎能容忍？吕蒙就被成为更坏的人。真实历史中的这二位真是这样的吗？李富根把演义化的吕蒙和关公跟史实的吕蒙和关公做了AB式的对比，依赖丰富的历史阅读，就把“原来”对比出来了。原来，关公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吕蒙也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吕蒙的勤勉、仗义、多智、严明、善战对比起来不输美髯关公，甚至在有些事件背景下，他们的好坏评分要颠倒过来，可惜吕蒙让写《三国演义》的老罗放进了地富反坏右的队伍，自然就不得善终了。大美人貂蝉义除董卓，真的是出于家国大义还是为报恩而无奈牺牲？她是利用吕布还是对吕布真有爱意？历史细节如果值得推敲，历史人物的人品与目的也就值得推敲了，历史细节如果推翻了，历史结论也有可能被推翻，这很有意思，一旦真相与假象面前的这层朦胧纱幕被挑开了，我们就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被演义过的历史了——如果你想真的看看真实历史是如何一番被话事者恣意演义的话。 

　　李富根应该是个三国迷，集子中很多文稿（18篇）都是从三国入手的，切进去以后又在作者史观与现代叙述观的融合下，对一段历史典故重新来一次另眼相待，让人很想重新拿起三国翻一翻去对证一些小细节：真是这样的吗？曹操也好刘备也好，貂蝉也罢二乔也罢，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另一种样子当然就充满了阅读的魅力了，这或许是作者这本集子的聪明之处，加上现代语境下的遣词又让整个叙述有了讲述当代故事的意味，如“公款买醉”。 

　　作为生活在始兴的作者，李富根此前的作品大都集中在以本地风光民俗传说史料为线索，而在《历史的余音》中，作者突然跳开了地域背景，基本上沉浸在大历史的细节上展开搜索，32片文稿中，仅有一篇张九龄和一篇麦铁杖跟本地有关，这应是放开了视域的表现，站在了一个更大的角度来选取题材，下笔时也就有了更大的鼻息。但谁都不是历史的读者而是参与者的角度看，如果把大历史放在身边来写岂不更接地气？比如“秦始皇与客家大围，赵子龙来过粤北吗？”之类，从当地小小不言的传说走进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超市，主菜配菜佐料选起来都会更饱满，让本地读者从身边地域中看到了大历史，又让外地作者从大历史线索中看到了相关的作者地域风情，也就具有了融合的优势，尤其李富根同时在从事当地现代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积蓄一点大历史眼光来调理笔下的构思应是大有裨益的。 

　　在贯穿大历史的过程中，作者又选取了三篇当代史或跨当代史题材，从脉络编排上看，这是唯一看起来不协调的地方，它们失去了比如三国题材、水浒题材那种可以轻松调侃的韵味，突然变成了突然要认真表达的风格，“混搭”变成了“不搭”，此不足取了。至于“取”与“不取”，都在李富根将来的选择了。 

　　李先生，仅供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