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度村是一个谜，全赓靖更是一个谜。

　　如果你喜欢去考究一个村名的来由，喜欢考究附着在一个村子的人和事，总会引发一些超乎客观环境的感悟。比如，风度村原来并不叫风度村，但为何要更名风度村？曾在风度小学执教的全赓靖，原本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她为何偏要入党？即便入党，她也可以加入国民党或其它党，但她为何要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怀疑问，我数次踏上始兴县隘子镇风度村的土地，寻寻觅觅，问平民百姓，看陈门旧宅，翻《全赓靖传》，追问历史风云中那一个个追求光明的鲜活面孔。

　　在那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出身于北京名门贵族的全赓靖，她为何要走进始兴风度小学？

　　如果是为了养家糊口，凭她的才艺不难觅得一份职业，她不必到始兴谋生活，她甚至宅在家里，也衣食无忧。她的家族显赫：她爷爷全耀东曾做过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的华语教师;她父亲全绍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民国时期曾任教育部次长兼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央防疫处处长，青岛总医官兼普济医院院长，天津市卫生局局长等职。何况，全赓靖毕业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凭自身的才艺，找个工作养家糊口并不难。即便结婚后，她也可在家做个全职太太，因为她的夫君叶绍振是毕业于菲律宾马尼拉大学，他回国后应胡适先生邀请在上海中国公学担任经济学教授，月薪不菲。

　　如果为了丰富精神生活，她更不必跑到始兴的穷乡僻壤去教书育人，弹琴作画。她在大学学的是油画，师从曾留学日本的民国著名油画大师卫天霖。在北平东城区青年会举办的“春花画展”上，她的绘画技艺初露锋芒，深受好评。有人甚至预言，如果她专攻此道，她会成为中国的毕加索。所以，全赓靖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而且她的钢琴弹得也很好。那个时代，像她这样的女知识分子是十分稀缺的。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天津美术馆，可以说是工作和爱好恰好结合在一起，精神生活是愉悦的，而假如寄身乡下，精神生活通常是枯燥单调的。但她为何要踏入穷乡僻壤呢？

　　丰子凯说，人生三层楼。第一层楼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楼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楼是灵魂生活，有信仰的生活。物质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按需求逻辑，人们在满足了物质生活需求后，会努力上到第二层楼，追求文学艺术以及各种娱乐活动等精神生活，享受悠然自得的太平日子。通常，人活在第二层楼，已经很知足了。但全赓靖有更高的追求，她不满足于生活在第二层楼里，偏要努力上第三层楼。她要探索人生的意义，追求灵魂层面的生活。全赓靖受过良好的系统教育，1915年，她入学北京博士幼稚园;1916年，就读北京培元小学;1923年，升入贝满女中;1924年，就读文德女中。文德女中是20世纪初青岛最著名的女子学堂之一，执行英国教育标准，其教育理念是“以陶冶品性，养成适应他日社会各阶级之妇人为宗旨”。开设了英语、数学、历史、地理、家政、载缝、刺绣、绘图、编织、烹饪、速记、音乐等科目。这些学科培养了她欧洲式的淑女风度。但如果全赓靖的人生追求仅停留在适应上层社会的贵妇人目标上，也许她就会如历史上无数的上流社会女人一般香消玉殒，更不会青史留名，活在百姓心中。可是，全赓靖是沐浴着新文化运动思潮中成长的人，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引发她对世界、观人生观的思考。1926年夏，全赓靖考入燕京大学教育系附属中学时，就经常与方群奋等同学阅读进步刊物《新青年》，思想在悄悄发生变化；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现状，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她在日记中写道：“春雷一声，大梦猛觉！望云飞月落，惊数廿六年华，不随波流西去！一生何惜，满腔心事。祖国乱如斯！最恨知道悔时，雪片早入鬓丝。长江如练，阴山绵连！都在我心里！一朝学罢归来，再造河山容易！”

　　世界观、人生观影响着她的爱情观。大学毕业后的全赓靖，不乏慕名而来的追求者，加之提亲说媒者众，使她面临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此时，她选择了她的同学方群奋介绍的叶绍振。彼时，叶在美国当记者，为了和全赓靖成婚，他回国后在广州一家杂志当编辑。经华侨总会会长张天爵介绍，他认识了张发奎，此时，

　　张发奎赏识他的才华，况且又同是广东的客家人，遂邀请他到自己麾下做军官，可是被叶婉拒了，但从此他们也成为好朋友。1932年7月，张发奎夫妇还到北平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系的学者对社会形态的认识应该是深刻的也许他们婚后对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其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有过无数次的交流，以致至于她萌发了到苏联游学的念头。然而，世事难料，婚后第四年，叶绍振在安徽赈灾中因劳累过渡心脏病突发，送上海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年纪轻轻的全赓靖遭到了丧夫之重创，拖儿带女回到北平，在母校贝满女中执教。就在这一年的12月9日，暴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数千名学生示威游行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全赓靖只身投入到抗日救亡工作中。

　　卢沟桥事变后，不愿做亡国奴的全赓靖南下其丈夫家梅县大河背叶屋村，进入广益中学教书。她喜欢教书，幼年时曾立志教育救国，但当下国破家亡，教书何以安宁？此时，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思想仍不时萦绕在她心中，她想寻找出路，过更充实更有意义的人生。于是，在1938年夏，她应好友方群奋邀请，前往苏联学习，可是命途多舛，行至汕头时发生了车祸，伤了她的肋骨，无奈被迫中断了苏联之行，但她追求人生理想的念头没断，她想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同年夏，全赓靖计划到始兴县马市参加干训团培训，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她只以为干训团是培养抗日干部的，后来听张发奎说，那是戴笠创办的特务培训班，于是毅然中断了此行。此时，张发奎趁机再次邀请全赓靖到他创办的风度小学任教。全赓靖想，也许改变环境，会人事一新，不妨试一试更接地气的乡村生活，而乡村生活正是她人生所缺的一课。

　　1939年9月，当全赓靖像一朵云，飘进深山，飘进矮岭村时，山野中忽然弥漫了新奇的气息。久居城市的少妇好奇，鲜见生人的村民也好奇。少妇气质端庄，身段丰韵，一股书卷气暗香袭来。在这块浸润了千百年农耕社会的土地上，状似山野间突然奇花盛开，在乡民众目睽睽之下，少妇有点不自在。或许她不知道，在封闭的山乡，她的着装，她的气韵，她的靓丽，在村民眼中，是一道亮眼的风景。然而，入乡随俗，入境问安。通过到学生家访，她了解到当地的风土人情，很快喜欢上了这里淳朴的乡野气息;也目睹了大多数村民贫穷窘迫的生存处境，许多孩子十多岁了，都还上不起学，她开始反思她教育救国的理想，她想到比教育救国更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建立人人有公平教育机会的国家。所以，全赓靖任校长时力所能及地招收了一些免收学费的穷人的孩子上学，让他们勤工俭学。与她在花山罗屋一同被捕的官汝川就是一个工读生。官汝川生于1925年，是清化河口村人，家庭贫困，早过了上学的年龄，1940年进入风度学校就读时，就已经15岁了。官汝川后来在夜袭司前国民党反动自卫队的战斗中牺牲了。那时的学生年龄参差不一，不少学生同时又是抗日自卫队成员。在风度村走访时，我问过该村的张炳乾老师，他说他父亲生于1929年，比全赓靖儿子叶元鹤大4岁，但也和她儿子一同读书，并成为抗日自卫队员，后来加入风度大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月武乡副乡长。他至今还珍藏着他父亲就读风度学校时的一枚校徽。清化地方的一些家庭，至今还保留有父辈在读风度学校时的课本，这些泛黄的课本令人们想起这位满族抗日女英雄执教时的天姿丽质。

　　如果全赓靖到乡下后就此安身立命，教书育人，也形同隐居，可在这远离战火的后方尽其天年。但全赓靖向往光明，她发现这里教书的张光第、郑屏、邓文礼、吴新民等几位老师的思想都闪着理想之光。邓文礼经常与她谈时局，谈理想，使她感受到了什么才是志同道合，感受到他们正在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奋斗的意义所在。她喜欢上了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风度小学，更喜欢上了这里闪着智慧之光的同道中人。当日军第一次进攻粤北时，全赓靖接受始兴革命青年的建议，以“保家护校”的名义向张发奎要了一大批枪支弹药，并在风度小学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创作了《风度学校校歌》，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如歌词所言：“为故乡文化开辟一条新道路，为民族解放建立一支生力军”。那时，全赓靖虽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她觉得中共地下党组织信任她，当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叛变后，粤北省委遭到破坏，她利用风度学校董事长张发奎的名义，为前来风度小学隐蔽的外地地下党员，大开方便之门，使地下党组织贯彻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停止活动，分散人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并做到力行“三勤”：勤学习、勤交友、勤工作。在与邓文礼等共产党员的思想交流中，全赓靖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了正确的认识，完全站在了共产党的立场上，以她的智慧和特殊身份为共产党办事，如开办民众夜校、开展暑期军训，借风度小学开办中学，扩招教师之机，接受北江特委组织部长林华康和一名女共产党员容子青到风度学校任教，并先后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通过各种关系，营救了被国民党顽固派抓获的共产党员李福海、林华康、张泉林。当国民党反动当局欲削弱风度学校内中共党组织的势力提出“借枪”的要求时，全赓靖立马与学校党组织商议，与当夜迅速将风度学校的枪支转移到冷洞村，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借枪”阴谋，为日后风度大队的成立保障了武器弹药。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全赓靖为党工作的忠心经受了多次考验。如果她从自身的安危出发，凭她与张发奎的私交，她可以加入国民党，生命会更安全，仕途会更通达。而且1941年又是她痛苦傍徨的一年，先是她丈夫的姐姐病故，再次是清化地方豪绅又不断掣肘她，向张发奎控告她和邓文礼、刘世周触犯他们的利益，她产生了不愿回风度小学教书的念头，被张发奎安排在其驻军的柳州志锐中学小学部担任主任，在那里执教了一学期，这时如果她要加入国民党，傍上张发奎，人生可能就是另外一场风景。但是在柳州的半年也正是她人生观、世界观升华的半年，在这里，她与调到柳州被国民党进行暗中审查的邓文礼，在思想上有了深度交流，邓文礼也受党组织的委托，继续做她的统战工作。同时，她在这里也接触到郑黎亚、扬冶明、孙慎等更多进步青年，她倾向人民的阶级立场越来越坚定。1942年2月，全赓靖再次返回风度小学任教，随后几年，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经受住了党组织的考验。直到1945年3月，在林华康的主持下，全赓靖才在矮岭村贵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见，我党吸收一个共产党员是非常严格的，必须经历实践斗争的考验，注重思想上首先要入党。

　　同年6月，全赓靖婆婆病故后，她将丈夫老家梅县的田产变卖所得捐给了风度抗日自卫大队做活动经费。6月29日，参与风度抗日自卫大队攻打桃村坝的战斗，积极做好战场救援工作，并一同救出了张光第、田章、郭家兴等被捕人员。1945年8月2日，全赓靖及部分风度抗日自卫大队的战士及学生在八约花山罗屋村后方医院，突然被国民党65军160师一个团的兵力包围。全赓靖本可以撤离的，但她要组织伤病员和学生先行疏散，全赓靖来不及撤退，带着女儿叶元桐不幸被捕。全赓靖的儿子叶元鹤在罗屋村民罗庆安的掩护下，逃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在狱中，她坚贞不屈，坚定她所选择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1946年春，全赓靖在江西寻乌英勇就义，然而，赓靖未死，她活在她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信仰里。

　　1979年，叶元鹤、叶元桐到花山罗屋村探望了罗庆安，并合影留念。他们合影的照片，和一篇智救叶元鹤的记实文章，至今还挂在罗庆安的家里，令人回忆起全赓靖的镇定与从容，她的心路里程毫不掩饰地记在她随身携带的日记里。她早已把自己当着战士去从容面对生与死，正如她在一篇日记中所写道:“战士明知一战必死，他们不怕死而战胜一切去取得最后胜利。人之处世亦然。”

　　如果人生三层楼，全赓靖显然没停留在第二层楼，她更上了一层楼。

　　我在研读《中国共产党始兴县历史》第一卷中，进一步深悟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感受到党中央胸怀全局的斗争方略，即便是始兴这样的小县城，都在中国共产党谋篇布局的一盘棋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这三大法宝，在始兴革命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40年2月至1942年12月，上级党委先后从外地安排温盛湘、张华、袁鸿飞到始兴县任中共始兴县委书记，以加强党的领导，直至发生“南委事件”和“粤北省委事件”，才停止活动，转入地下斗争;而抗战时期，张光第、全赓靖、郑屏等都是始兴党组织的统战对象，始兴统战工作的局面得到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张文斌的肯定，所以，1940年7月，广东省委机关才迁到始兴红围，领导全省的抗日斗争;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吴新民、陈培兴、邓文礼也认识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于是在风度学校拉起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今天，当人们站在风度学校，环视四周：山，果然不高，山峰如锯齿，波浪式参差不齐，但也大致均匀，如桶之圆，将几个村落襄括其中;实在是矮岭。特别是对于地处山区，山高林密的隘子镇来说，矮岭之矮，是相对之矮，相对崇山峻岭之矮。虽然是矮岭，但村民更想把家乡建设成彩岭，于是把矮岭村改名为彩岭村。矮岭村姓张，是盛唐名相张九龄的后裔，村民认为要秉承张九龄的风度精神，将张发奎在矮岭村创建的竹溪小学更名为风度小学，开设初中部后，又称之为风度学校。其实，在当年风度大队的老战士心中，这里更像一个摇篮，是摇出了一支革命武装的摇篮，这支队伍叫始兴人民风度抗日自卫大队。为了纪念这支队伍，新中国成立后，把风度学校所在的彩岭村更名为风度村;为了纪念革命烈士全赓靖，把司前镇的司前小学，更名为赓靖小学。

　　今天的风度村，今天的风度学校，既传承了九龄风度精神，又赋予了红色基因。

　　今天，行走在风度村，行走在风度学校，仿佛又看见了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队伍现身在晨曦里，沐浴在阳光下，穿行在风雨中；每位前行的战士，都如全赓靖一般，他们的风范气度，永存人间！

　　无论春秋几度，无论风雨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