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站在广州市东山区合群三马路省委大院的省委机关面前，你很难想像，当年的省委机关，居然在始兴县沈所镇这座名为红围的普通围楼里。

　　2009年春，我和中共始始兴县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多次察看过维修前的红围遗址。现场仍可见围楼被日军焚毁后的残状，围内空剩十多米高的围墙，围墙顶部高低不平，野生着杂草和小树。围内的房子也是断墙残垣，有几条火烧过的房梁，一瓦缸燃烧后炭化的大米以及瓷片、瓦砾、砖块、石头，淤泥堆积、杂草丛生。大门内侧墙面爬满了绿色攀爬植物薜荔，当地人称之为馒头哩，凉粉果。这种植物通常在废墟中附墙而生。当年劫后余生的红围及周边村庄，确实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凉景象。

　　这座围楼建于清道光年间，面阔27.05米，长36.08米，曾有房屋90多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便于出行，当地老百姓封住了红围的正门，却在围楼东南角的墙边挖开了一扇门，还挂了锁。因为这扇门可顺着山脚沿墙而修的堤坝，直达孔屋和郭屋村之间，不用走窄小的田垅到红围正门。据了解，红围是孔屋村人和郭屋村人筹资建的围楼。从第二层至第五层，每层都有20多个砖石砌成的或红砂岩凿成的里宽外窄的漏斗型射孔，这种射孔的特点是：交战时，我方最大限度地隐蔽观察和射击，却可让敌方最大限度地暴露在我方的视线和射程之内。外围墙与首层房子之间为2米多的沙土填成内环式过道，过道同围墙连成一体，足有三米厚，增强了防御功能。围楼南面是围的大门，有三重门，门楣上书“奠安”两字，并用石灰等塑成飞檐翘角图案。

　　在始兴500多座围楼中，此围有与众不同的三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是围楼外观呈赤红色，是名副其实的红围。当年的建造者认为红色是吉利的象征，不仅是围门、墙根、墙角都砌有打磨过的红砂岩，而且还有意选了大量红色、赤红色或黄色的石头，甚至石灰、糯米、红泥也混合成红色的沙浆用来砌墙。这样，围楼在晨夕之际的阳光下通体泛红，当地人称之为红围。

　　其二是围方角圆，方中带圆。这座围楼初看虽似方形，四棱却修成均等圆角，这在始兴围楼中是少有的。从防御的角度上，圆角不利于盗贼兵匪攀爬也无倚角可供隐藏。

　　其三是没有炮角楼。这在始兴围楼中也是少有的。由于围楼一面靠山，其余三面为水田、菜地或鱼塘，视线良好，敌方总是在我方的视线和射程之内，加之大门正面加修了一道院墙，多了一重防御，北面五楼的卫生间兼有瞭望塔的功能，弥补了没有炮角楼的不足。

　　红围表面的赤色和特色只是红围引起人们好奇的原因之一，也是当地人名之为红围的缘由。始兴以颜色命名的围楼，不仅有红围，也有白围。但是，红围为啥引人关注，吸引那么多人寻访旧踪？翻开广东省委党史，方知省委机关在抗战时期曾秘密入住红围，在这里指挥广东的抗日战争。

　　选择红围作为秘密的办公基地，不只是因为围楼强大的防御功能，更是广东省委慎重权衡始兴政治形势后的正确决策。1940年春夏之间，当广东省委认为在南雄瑶坑办公不安全后，便把目光投向了始兴，因为始兴的统战工作较好，当时的省委书记张文彬认为，像始兴这样的局面，全广东是没有的。因此，决定把广东省委机关搬到始兴来。省委机关刚搬到始兴时，曾设在县城东门街曾谊勋家。不久，此处受到特务的注意，省委机关马上转移到多俸堂村，但还是认为作为办公地点不够理想，因为多俸堂到县城要经过白石坪和上围街两个国民党的岗哨，后经省委政治交通员郭招贤推荐，在中共始兴县委和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帮助下，省委机关于同年7月搬进红围办公。为了省委领导周边环境的安全，郭招贤积极做好时任靖平乡乡长的孔昭平的统战工作，在孔昭平的大力支持下，安排郭招贤的三哥郭贻生任红围所在地第四保的保长。孔昭平是郭招贤的学生，郭贻生又为人忠厚老实，都赞成我党的抗日主张，愿意为省委机关提供支持和掩护。

　　当年的省委机关设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与现在的党委机关架构基本相同，而且人员非常精干，多数时间是分头行动，发动群众，领导抗日救亡工作。彼时，省委书记张文彬等住在红围四楼。组织部长李大林则以教师身份住在德华小学附近的一间房屋里。省委机关在红委办公期间开展了一些重要活动。如将广东其他地方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安排在沈所另一座围楼冼屋围举办干部自学班；将各地的党员骨干集中在红围北面的江口墟的一间房子里举办干部学习班，学习中共中央的《论政策》等文件以及党的方针政策；同时，为了保护省委机关并确保情报畅通，还在全县建立了20多个地下交通站；在这些地下交通站的掩护下，省委机关得以安全运作。1940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红围四楼召开了省委和各地特派员会议，会上由张文彬同志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南方工作委员会及广东省委分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的决定。

　　当时，等同生命之重的通讯工具就是电台。省委机关和省委的电台大多数时间并非在同一个地方，主要是为了确保安全。1941年初，省委电台从南雄秘密转移到始兴，先密藏在地下交通站光复堂药店里。后来，电台才搬进红围五楼，那时，省委的主要办公场所已逐渐转向韶关五里亭。年轻的电台负责人共产党员黎柏松和司徒明假扮夫妻，和赖仰高、欧家驹等几位同志一起，以做生意为掩护开展收发情报的工作。黎柏松和司徒明在工作中建立了感情，后来，结成了一对革命伴侣，由假扮夫妻变成了真夫妻。

　　1941年春，省委机关迁至韶关五里亭农场后，电台依然藏在红围里面。一年多来，电台共发送电报100多次。1942年5月27日晨，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后，黎柏松同志火速步行100多里，于当天下午到达沈所镇，将消息由红围的电台发给中共中央南方局，并得到了周恩来的重要指示：“分散人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保存实力。”随后暴露了的共产党员迅速得以安全转移。

　　假使电台与省委机关同处一地，会是多么危险！假使黎柏松同志稍作迟疑，就会有更多的同志被捕。一般人步行100多里通常都要10多个小时，可见当年黎柏松同志是如何的心急如焚，快步如飞，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消息发完后，电台被隐藏起来，党组织也处于保存实力状态。

　　1989年，当年的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探访红围遗址后，撰写了《追念黎柏松同志》，文中感慨：“去年我重到久别四十多年的始兴，当年曾是粤北省委电台所在地的红围炮楼尤在，它留着光荣的史迹。”

　　电台搬离后，红围依然处于田园牧歌式的农耕生活中。直至1945年2月，始兴沦陷，日本鬼子闯进沈所，焚毁红围并杀害了组织沈北村抗日自卫队的孔昭平。之后，红围荒芜人烟，那瓦缸炭化的大米见证了日军的熊熊烈火，断墙残垣哭诉了日军的暴行，躲藏在围内的群众怒视了日军的挑衅，壮烈之士的鲜血染红了红围。

　　巍巍马头山，浩浩墨江河。战时的红围，见证了革命先辈的信仰、初心和使命，也见证了他们的青春、热血和爱情！

　　2010年，红围被列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东省党员教育基地，吸引了全国各地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今天，红围红了。红围之红，是赤色之红，特色之红，更是党旗之红！

　　今天，红围火了。红围之火，是星星之火，燎原之火，更是革命火种薪火相传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