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

 民国13年该团参加第一次东征及平定刘震寰、杨希闵之乱，屡立战功。第二次东征，张发奎任第一独立旅旅长，率全旅不到两千人，在紫金县热汤圩与陈军林虎部万余人迎面相撞，是役，为第二次东征最为惨烈之战，张旅以少胜多，骁勇之名，传遍全军。

 北伐

 四军北伐入湘，战无不胜，汀泗桥、贺胜桥之战，重创北军，写下了北伐战争最光辉的一页，赢得了“铁军”称誉。武汉粤侨联欢会赠“铁军”盾牌一块，纪念四军功绩。民国16年1月，张发奎晋升第四军军长。

 不惧西方势力

 张发奎早年是汪精卫的追随者，以伺候孙中山的虔诚来效忠汪精卫，但1939年汪精卫降日后，张即动员在粤北的党政军要人签署通电，还向广东民众发表广播演说，谴责汪氏叛国投敌。虽然张本人对蒋介石有所不满，但他坚持“民族大义重于私人恩怨”，“我敢毫无疑问地说，余汉谋、白崇禧、薛岳与我不顾及蒋先生的各种缺失，仍寄信心与希望于蒋先生，是因为他坚持抗日。国难应该重于一切私怨的”。

 抗战胜利后，盟军总部原已决定第四战区派大员去香港接受日本驻军投降仪式，但英相丘吉尔为了维系大英帝国的面子，便要求美国人去游说蒋介石，最后蒋同意由英方主持受降典礼。张发奎说：“我们不应该同意这一更改，不应该屈服于英美的压力。对于香港受降任务，我特别感到兴奋。香港在国人心目之中，是一个国耻的创伤。过去它是罪犯的避风港、资本家官僚们的乐园。广东风气的败坏，以及广东政治的商业买办化，都直接受香港的影响。盟军最高统帅部首先划定香港地区归中国接收，根据战后领土主权完整及民族愿望的观点，是有充分理由的。”

 抗战胜利后，在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任上，毅然下令逮捕意籍日本间谍、法国领事卫映章的姘妇贝安加，并派兵包围法国驻穗领事馆，强行搜索该犯之来往文件档案，勒令法领事当面签字认错。1945年10月断然派刘绍武师长率部封锁穗澳边境，禁止肉类蔬菜出口，迫使澳葡当局引渡匿澳门日本战犯与汉奸且查封其财产。1948年1月批准军统广州站组织特别行动队，在港九散发传单，警告港英当局停建屏山机场、取消限制华人入境，引渡所有汉奸到广州受审，否则将发动十万青年对香港实施毁灭性行动。凡此种种都维护了国家主权、捍卫了港澳同胞的合法权益。

 抗日的英勇将领

 民国21年3月，他再次要求率部援黑龙江，蒋又不允，反将其调往江西“剿共”。张发奎痛感国事危急而报国无门，于10月只身出国游历欧美。张在国外宣传抗日救国受各地华侨欢迎。在伦敦他发表谈话说：“如有机会，余愿率一旅之孤军奋起抗敌，期有报国仇于万一也。”

 “七·七”事变后，张发奎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我决定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

 重视文化教育

 张发奎一生戎马，但颇重视文化教育，曾在家乡创办风度小学，于四战区创办志锐中学，培养了不少热血青年。任四军长时曾赠始兴中山图书馆《万有文库》、《四部丛刊》各一套。

 实事求是不浮夸

 军人通常喜欢夸大战绩，张发奎却截然相反。他说：“老百姓称赞我的炮兵是神炮，虽然击中了出云号，我们也只能打它个轻伤，打不沉它，因为我们的大炮火力不够。我们一开炮，敌军水兵就躲到甲板底下。事实上，出云舰没有遭受伤亡”，“我们的船舰太小，效益不彰，海军陷于崩溃境地，敷设的水雷没什么大用处，因为敌人拥有扫雷舰，汉奸‘水老鼠’扫尽了我们在长江与鄱阳湖布下的水雷。在水底，竖立横跨长江的铁丝栅栏网，是因为我们没有海军，那可不顶事。”“在淞沪会战，我们的空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实际上几乎是耗尽了。剩下的飞机不敢出外攻击敌军，而敌人的飞机却低飞掠过我军阵地，日以继夜。我们的高射炮没有击落过敌机。有时我们派蛙人去炸敌舰，可是未曾对敌舰造成重大损伤。”

 不滥杀人不念旧恶

 对于国民党在军中建立的政治工作，他认为“毫无价值，他们的工作并不认真，给人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共产党的政工人员在亲近民众方面成效卓著，国民党的政训处人员只是监督部队长对蒋先生的忠诚程度”。

 对于内战期间国民党在地方基层建立的保甲制度，张发奎认为是“徒有其名，不起作用”，“许多民众痛恨保甲制度，不是因为制度本身，而是因为人民厕身其中。以前村长是压迫全体村民的唯一恶人，保甲制度却把保甲长添加到压迫下层民众的行列中去了。保长压甲长，甲长压迫百姓，每当设立一个新的机构，中国人的贪腐陋习便乘势蔓延，新的机构打开了攫取更多贪污机会的大门，像民谚所说：一个香炉一个鬼。”

 对于汪伪集团的首脑，张发奎却作了异于常人的评价，他说陈璧君“同日本人打交道是比较强硬的，她就是这种类型的人。陈公博周佛海在上海同日本人打交道也比较坚定，当日本人欺凌上海市民时，陈公博敢于大胆提出异议，这就是上海市民对陈公博周佛海印象良好的原因。倘若戴笠不在1946年3月死于空难，周佛海会离开监狱的”。

 张发奎是北伐名将，在汀泗桥、贺胜桥、武昌攻城之役，他身先士卒，勇往直前，荣获“铁军”之誉。他手下的第四军参谋长谢膺白，在中共的武汉战犯管理所中写了一篇《张发奎传略》，对他的人格、政治立场横加抨击，但也毕竟承认他“自从带兵以来，约束自身相当严格，生活相当俭朴，不敢浪费”；另一位在第四军当过政治部主任的麦朝枢也在大陆的“政协文史资料”中撰写《我所了解的张发奎》一文，称“张氏有其他军人所不及者二事，即一不浪杀人，二不念旧恶。前者指独操生杀之权，而从不以私意杀人，故能得部属之信任，第四军解体后，其精神永远存在；后者系指他对朋友及部属之过失，说说骂骂便了，而从不存心算账，故部属都具安全感，语曰：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做百姓也光荣

 1946年初，余汉谋的第七战区、第十二集团军均同时被撤销，广东全省划入张发奎所辖，余部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先后脱离余汉谋掌握。余所部官兵都非常气愤，他不以为意地说：“抗战已经胜利，洗雪了我国甲午以来五十多年的奇耻大辱，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此后大家如能团结一致，遵照总理遗训，做个老百姓也是光荣的。”

 铁血大匾“五代同堂”

 ——张发奎与辛亥革命元老何子渊

 1939年冬，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张发奎上将，在震惊中外的“粤北大捷”之抗日战争时期，“铁军”军长，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上将，特地为辛亥革命元老孙中山粤军总司令部参议何子渊题作五代同堂花梨原木大匾相赠。

 说到张发奎与子渊公的交往，还得追溯到1925年春，东征军讨伐陈炯明残部之第一次东征。1922年6月16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拒绝北伐，公然背叛孙中山发动政变，失败后，出走香港。1925年1月7日，盘踞在潮汕、梅州、惠州、东莞一带的陈炯明残部积蓄力量再次卷土重来，向广州发起进攻。黄埔学生军约3000人和留守的粤军组成东征联军,在杨希闵总司令和蒋介石、刘震寰、许崇智、张发奎（任团长）等将领率领下，愤起讨伐，一路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先后轻松拿下东莞、淡水、平山、惠州、河源、海丰、陆丰、潮州、五华等地。

 3月18日下午，大军迂回到了兴宁城下，遭遇陈炯明得力干将林虎部的顽强抵抗。要拿下兴宁城，必须先攻下兴城近郊的制高点神光山，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任务自然落在张发奎、蒋光鼐兵团的身上。张、蒋配合默契，东南合击，经过一个通宵的激战，终于在3月19日凌晨，攻陷神光山，极少数林虎残部趁乱向石马方向逃窜……

 东征军光复兴宁后，兴宁议长何子渊与县长罗师扬第一时间带粮、带物和款项慰问蒋中正、周恩来、张发奎、蒋光鼐等东征军全体将士，并发动兴城群众夹道欢迎。随后筹备3月27日东门外“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会”，以及3月30日，北门外刁屋坝“悼念大元帅及东征阵亡将士”5000人大会。

 在一次预备会议上，同盟会元老何子渊为表地主之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拿下神光山首立头功，带兵有方，智勇双全的张发奎等将士大加褒扬。并私下对张预言：后生可畏，他日必成将才！……说得张发奎喜上眉梢，心悦诚服。

 其实张发奎早就认识子渊公，在广州大元帅府担任孙中山贴身侍卫期间，曾跟何子渊见过面，只是无缘跟他近距离接触和聊天。每次看到中山先生对这位远道而来，风尘仆仆，美髯飘飘，仙风道骨的仁厚长者礼遇有加，人前人后均以“子渊公”相称时，都会肃然起敬。没想到这次在兴城相见，快把张发奎给乐坏了，也没想到子渊公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简直跟亲自提携自己成长的本家叔叔（老同盟会员）和自己记忆中的爷爷毫无二致。更没想到他如此器重自己。

 也正因为有这一次的因缘际会，才有后来张何之间的忘年之交。不管时局如何变化，仕途如何多舛，他们之间从未中断过音信往来。

 1927年8月，张发奎在共产党发动的南昌起义中损兵折将，被带走两万子弟兵，元气大伤。后又在同年12月，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中差点丢了性命，被“党国”误解为“通共”，革除一切本兼各职，流亡海外。张出洋前，曾致电子渊公，何子渊安慰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时下正是党国多事之秋，用人之时，向华老弟不必多虑，假以时日，定可东山再起……”

 果然，张发奎出洋一年后，获蒋总司令首肯，回国再次带兵杀向抗日战场……1939年春，中日战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张被委任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后，捷报频传！终于迎来了震惊世界的“粤北大捷”……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张发奎在紧张指挥部队狙击日寇南窜的战争间隙，站在高处凭栏远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回首自己走过的大半个人生，虽说不上轰轰烈烈，但也不枉此生。从没做过愧对朋友、兄弟、党国的事情，更没有辜负长辈的信任和重托。

 望着深秋季节逶迤起伏的群山和波涛翻滚的粤北松林，听着排山倒海的阵阵涛声，情不自禁地产生了要给五代同堂的长者——子渊公送匾的念头，以报答党国元老十几年来对自己的知遇之恩。随即便返回作战指挥室，挂通了广州电话，嘱咐自己的“袍泽”火速往粤北送一块上好的匾料。

 张虽是个职业军人，其实是个儒将，家学渊源深厚。少年颖悟，饱读诗书，对书法、碑刻颇有研究，能写出各种风格的好字，尤其精通行、隶。不几日，一块上好的花梨原木送到了粤北行营。张发奎看着两米多长，60多厘米宽，粗糙不平，黑咕窿咚的铁色匾料犯愁了，不知从何下手。

 虽说自己有一定的书法功底，但真要写好“五代同堂”这几个字，却并非易事。反复在宣纸上运笔——行、草、隶、篆均不满意，以失败告终。

 忧心了一个多月，此事终于在“粤北大捷”之后的一次军官庆功聚餐会上取得了进展，一位看出张发奎心事的军长提议：“兵贵智取，为何不能直接在木板上题字？”，一语点醒梦中人，张发奎恍然大悟，随即起身，带着几分醉意泼墨挥毫，提腕、凝神、运笔一气呵成——“五代同堂”！张上将挥洒自如、入木三分的风格赢得了满堂经久不息的喝彩和掌声。

 题完字后，张发奎马上将匾交给一起喝酒庆功的余汉谋、蔡廷锴将军的老部下，63军154师师长梁世骥。指示第二天一早装车起程，并亲派两名副官保护，将匾押送到广州雕刻。完工后，再由两位副官和何子渊的三儿子尚文（原十九路军上校军需处长）护送，运往兴宁“面呈石马光裕庐子渊公，收执后归队复命”。……

 1950年土改至1976年9月9日，何子渊女儿何瑛用积攒多年的私房钱5000大洋兴建的祖屋——光裕庐，被洗劫、抄家、挖地三尺。部分祖屋被“误”认为光裕庐地下埋有金砖的“贫下中农”鸠占，至今仍未清还。何子渊遗留下来的郑板桥字画、于佑任题联和三十多箱古籍善本、手稿、书信，以及何子渊与孙中山的合影、与张自忠的合影、与何天炯的合影等珍贵文物，均被抢劫一空。光裕庐天面的“雕梁画栋”也按“文化大革命”老猫牯之所谓“破四旧”标准铲平。至1969年春，第三房裔孙何程云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唯一秘藏的张发奎“五代同堂”大匾，亦被刚从北京接受“最高指示”归来的红卫兵抄家，五花大绑，连人带物拖至石马公社革委会示众……打算第二天一早，开万人大会时再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乱棍打死！幸好当天晚上接到上级“革委会”电话通知：“从明天开始，不能再‘就地正法’了”而作罢。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随即遣送合水农场改造。

 自此，珍贵文物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张发奎上将铁色大匾“五代同堂”便不幸流落他乡，至今仍无法追回……